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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京的接班人

级别: 新手上路
2020年1月15日,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宣布俄政府全体辞职。俄总统普京表示,感谢本届政府的工作并要求全体成员在新政府成立之前做好本部门的工作,并有意增设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一职,提议梅德韦杰夫出任此职。

一时间,有关俄罗斯政局变动的猜测随之而来。

20年前的1999年12月31日,普京从叶利钦手中接过最高权力,出任俄罗斯代总统,3个月后通过选举正式成为俄罗斯联邦第三届总统。回顾普京20年的执政生涯,他以“硬汉”的形象示人,改变了苏联解体后内忧外患的俄罗斯,使之成为世界大国竞争中的重要力量。

观察者网在普京执政20年之际采访了俄罗斯政治学者,被誉为“普京智囊”的亚历山大·杜金教授,点评他心目中的“普京时代”以及属于普京的“俄罗斯梦”。


【采访、翻译/观察者网 戴苏越】

观察者网:首先能否请您总体评价一下普京总统的20年执政生涯?如果我们对比20年前的俄罗斯与今日的俄罗斯,您觉得普京带来的最显著变化是什么?
杜金:就其本身而言,普京的20年执政生涯不仅彻底改变了俄罗斯,而且改变了世界秩序。这是一种范式性的改变——世界从上世纪90年代形成的单极世界向多极世界转变。显然,仅仅靠普京自己是无法实现这种巨大转变的——和俄罗斯一道,中国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但是普京始终身处“前线”,普京的俄罗斯所肩负的使命在这场变局中也是核心与关键的。
20年前,普京上台之初,俄罗斯处在分崩离析的边缘,北高加索的部分区域(车臣、达吉斯坦的部分区域和印古什)实质上脱离了莫斯科的控制,在叶利钦时代那些亲西方自由主义寡头的控制之下,一切似乎都预示着未来俄罗斯联邦将不可避免地重复苏联那样分裂崩溃的命运。这是90年苏联解体后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操纵地缘政治导致的后果。因此,当时在许多观察家看来,西方霸权与单极世界已经完全确立且不可逆转。
弗朗西斯·福山当时认为,“历史的终结”已经到来:自由民主、市场经济、全球资本和人权意识形态、地缘政治主导权已经完全处于西方的控制之下,大西洋主义赢得了“永远”的不可逆转的胜利。布热津斯基毫无掩饰地描述俄罗斯是一个“腐朽的国家”,已经居于次要地位,丧失主权、被亲西方的自由主义精英所统治,即将彻底分裂。在他的《大棋局》一书中,布热津斯基策划了欧亚大陆的最终败北以及俄罗斯作为一个主权实体的消失。在他的计划中,北高加索的分离和与乌克兰的冲突被强调为最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发生的问题。
普京改变了历史进程,终结了所有这些号称“客观”实则充斥着一厢情愿和傲慢的所谓预言。普京开始恢复对俄罗斯领土的控制,赢得了第二次车臣战争,终结了来自西方的外部干涉,使俄罗斯再次成为了世界政治中挑战西方霸权的活跃主体,终结了有利于单极化的世界秩序。
普京重塑的不是一个“两极世界”,而是为世界多极化创造了条件。在这20年的末期,这种多极化趋势在中国与俄国的联盟中达到了顶峰,普京的“大欧亚大陆计划”应该将“一带一路”与俄罗斯的潜能相连接,使欧亚大陆彻底独立于西方,在经济和政治上享有主权。

观察者网:作为一名有抱负的政治家,普京希望让俄罗斯重新拥有繁荣、统一和力量,正如您在之前的文章中提到的,普京有一个“俄罗斯梦”。您认为在他实现这个目标的进程中最大的障碍是什么,他是如何应对苏联解体后的混乱状态和来自外界无休止的制裁和压力?
杜金:“俄罗斯梦”任重而道远。普京暂时为其从创造了地缘政治的条件,但是某种意义上并没有实际的倡议。长期以来,普京一直在与来自西方的压力作斗争——制裁、政治与经济敲诈、媒体对他本人以及整个俄罗斯的妖魔化等等。相对来说,普京在国际政治领域更加成功——重新收回了克里米亚,俄罗斯的中东政策,处理与中国、伊朗、土耳其的关系,建立新的同盟——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在2019的东方经济论坛上与莫迪签订的俄-印战略伙伴协议。这些条件对于细化“俄罗斯梦”的整体战略至关重要、不可或缺。但是如果要进入下一个阶段,俄罗斯就必须跨过许多障碍和困难,其中就包括你在问题中提到的那些。
当前,通向“俄罗斯梦”的最主要障碍是那些涌现于90年代末期、在普京时代依然手握权力的俄罗斯政治经济领域的精英阶层。这批精英继承了苏联晚期的阴暗面,并且在90年代的自由主义试验改革中把这些阴暗面加倍,几乎扼杀了俄罗斯——文化、科学、教育、政治意识、经济思想,所有的一切几乎在现代俄罗斯陷入瘫痪。时至今日,很多这些领域的关键位置都掌握在这批亲西方的精英手中,我们把这群人叫做“第六纵队”。
他们试图适应普京的风格和他的主权思想,但是骨子里依然完全是西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那一套。他们阻止任何经营“俄罗斯梦”的意图和实际努力,因为他们憎恨俄罗斯,憎恨它的身份、它的精神和它的文化传统。这批精英用西方的视角看待俄罗斯,于是只看见了不好和扭曲的形象。他们觉得自己是生活在另一个世界的人,是殖民政府的一部分,和那些“土著人”没有半点相似。
这批精英不会让普京实施第二阶段的改革,所以他们试图把普京的努力仅仅限制于地缘政治和国外政治领域——虽然普京在这个领域的政策他们也不太喜欢,但是他们也明白没办法阻止他实施欧亚战略。然而在意识形态和规划未来俄罗斯这方面,也就是所谓的“俄罗斯梦”,普京并没有他在地缘政治领域这么强势。在这方面,自由主义精英依然具有压倒性优势。
因此,我的分析是,普京面临的最大障碍并非经济和金融潜力不足、政府治理问题和某些“客观”困难,本质的问题在于俄罗斯这个主体依然是广义上的那群“反俄精英”手中的人质。这是普京的弱点,内忧更胜于外患。

观察者网:长期以来,恢复俄罗斯经济是普京政府面临的紧迫问题。我们看到俄罗斯在普京执政的前十年曾经经历过一段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但也有批评者认为俄罗斯现有的经济模式太过依赖能源,丧失了苏联时期强大的工业基础。您如何看待普京在经济领域的表现?
杜金:总的来说,普京在经济上是失败的。在普京的第一个总统任期内,他恢复了国家对已经私有化的垄断企业的控制,并且将一些公开与俄罗斯国家利益相抗衡的寡头边缘化。这些都给经济一定程度上的增长产生了正面的效果。
但是,认为对国家这种程度的控制已经足够了的普京犯了战略性错误,他寄希望于一批极端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其中包括总理梅德韦杰夫——他们与所有的政府经济部门说服普京,告诉他市场经济“看不见的手”和积极参与全球化可以解决俄罗斯所有的经济问题。
他们拿不出可行的战略和经济思想,有的只是对市场近乎宗教式的信仰。这就阻碍了俄罗斯发展除军工之外的高科技、工业、建立独立的金融体系,这样一来真正的收入来源只有靠出售资源。这是错误的估算、错误的决定,然而即使面对缓慢的经济增长,普京仍然相信这样的经济自由主义。
普京在地缘政治和国际政治上是一个英雄和赢家,也是俄罗斯国家主权的救世主,但同时,在经济和意识形态战略上普京是个彻头彻尾的灾难——两种属性集于他一身。

观察者网:您是否认为在处理与西方世界的关系上,普京面临一种“两难”?在执政初期,普京似乎试图和美国建立更加紧密和友善的关系,甚至曾经和克林顿谈过加入北约的可能性。但结果是令人失望的。今天的俄罗斯对于北约是什么样的态度和策略?
杜金:普京本质上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实用主义者。他成为一个坚定的欧亚主义者并且为实现多极化而斗争,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在和自己对抗。
他曾经试图成为西方的伙伴与盟友,但是西方用一种无比傲慢的姿态对待他,仅仅把他视作是冷战的彻底失败者,拒绝考虑任何维护俄罗斯主权、独立和尊严的建议,最终西方彻底疏远了普京,迫使他完全接受了欧亚主义,赞同多极化,这些都是一开始普京不太情愿的。也就是说,正是因为西方没有给普京任何机会让他可以在单极世界里找到一个位置,所以他们成功地把普京从一个倾向自由主义的实用主义者转变为一个反对西方霸权的坚定的战士。我认为,当时的西方把普京视作和前任叶利钦时期的俄罗斯一样的政治对象,这是普京不能接受的。
当普京某种程度上被动地接受了欧亚主义,他开始推动多极化进程。多极化必须肯定俄罗斯是多中心世界中独立的一极,这就需要把欧亚大陆转化成世界政治中的一个主体。这就与我和其他欧亚主义者在90年反对叶利钦时代信奉大西洋主义的俄罗斯精英,并积极倡导的“陆权对抗海权”的地缘政治理论不谋而合。
这样一来,普京逐步领悟到了欧亚大陆的重要性并且开始推动欧亚联盟——最主要是和中国的关系,同时还有伊朗、土耳其、印度——更加深远的是在欧亚经济联盟的框架下重新整合后苏联时代的空间。追溯普京执政的20年,欧亚主义确实是在不断发展成熟,取得共识,并且越来越转化落实在俄罗斯政治中。

观察者网:我们可以看到普京的军事政策一直是比较强势的,在反恐和大国竞争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另一方面,这种强势也带来了经济制裁和政治压力。在未来,俄罗斯将如何确保自己的军事优势,有效应对来自内部与外部的安全威胁?
杜金:高端武器的存在是俄罗斯维护主权的不可替代的基础。俄罗斯没有能力在经济和人口上确保独立,唯一可以诉诸的就是军事力量。从逻辑上讲,既然普京把恢复主权作为主要目标,他就必须把精力集中到军事上,因此在世界多极化风起云涌的背景下,我们看到俄罗斯的军事力量、中国的经济力量还有其他伙伴不同程度上将各自的优势整合在一起。
这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西方,尤其是那个从90年代直到现在的那个唯一的超级大国对俄罗斯的武器如此不满,视之为对于其全面统治的挑战。这就是为什么俄罗斯的军事装备尤其是尖端技术的成功自然会引发西方的压力和制裁。这也是它对中国发动贸易战的原因。中国越是繁荣、富裕、稳定和成功,在西方眼中就越是危险。对于俄罗斯的国防工业也是如此。

观察者网:您如何看待这20年来的中俄关系,以及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之间的友谊?
杜金:20年来,中俄关系经历了地缘政治意义上的巨大变化。见证了苏联的解体,中国选择了另一种战略,不计一切代价地挽救政治统一、共产主义力量作为社会秩序和国家主权的保证。所有的经济改革都为了一个主要目标——提升主权和国家实力。中国用实用主义的手段运用了自由主义、参与到全球化之中,取得了巨大的繁荣与发展的同时,小心避开了政治自由主义陷阱和有利于西方的国家失控。
这就是在普京之前,中国和俄罗斯的主要区别,这就导致了两国在当时的日渐疏远和冷淡,不过这并没有达到对抗和敌意的程度,只是礼貌性的“道不同不相为谋”。
西方战略家曾经试图利用中国的崛起来削弱俄罗斯,最初大西洋主义者们积极欢迎“一带一路”,认为这是对抗俄罗斯的手段。
但是普京和习近平共同努力,彻底改变了这个框架。这不仅仅是两个伟大的政治领袖之间的个人友谊,而且是多极世界中两个重要的支柱重新连接。习近平认识到普京是一个献身于自己的国家、挑战单极世界体系的强势领导人,而中国人深深不满的两个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在他们的时代,人们对于俄罗斯严肃性的信心被深深动摇,在普京的努力下,这种信心被逐渐恢复。
这尤其影响到了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我认为“一带一路”在开始的时候是中立的,但随着普京与习近平的友谊逐渐加深,“一带一路”开始转向两国共同的一种泛欧亚战略——不再回避俄罗斯而是邀请俄罗斯全方位地参与其中。这样一来,中俄两国开始考虑将彼此作为长期的合作伙伴和盟友。北京和莫斯科开始将反对单级势力——美国、北约及其代理人——和非正式的单极主义俱乐部作为维持世界权力的平衡的重要手段。
单极主义者对此的反应则是将俄罗斯置于制裁之下并开始和中国打贸易战。这影响到了多极化俱乐部的其它成员——伊朗、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摆脱西方的影响。印度也开始考虑参与多极化——这是从甘地时代以来一直在印度颇为流行的地缘政治思想,同时也作为一个选项构成了印度不结盟战略的基础。
这些充分表明了普京与习近平的关系对于全人类来说有多么的重要。西方、美国、全球主义者不再是这个世界唯一的主宰,所有被西方世界压迫、制裁、指控为“坏家伙”、“流氓国家”或是在国际上漂泊无依的力量,都可以通过诉诸俄罗斯和中国而寻求正义。
两位领导人的关系不容低估,他们为全人类走向更好、更加公正与和平的未来美好愿景创造了条件。

观察者网:您在文章中曾经提到过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在“后普京时代”俄罗斯将何去何从?在2018年起的新任期内,普京有哪些为未来的权力交接所做的准备?
杜金: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2019年,普京继续努力构建多极世界,并且在许多具体问题上取得了深入的进展——首当其冲的就是强化了中俄关系,此外还试图将印度带入多极化背景之下、恢复叙利亚的和平、提升与土耳其和伊朗的同盟关系,在利比亚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普京本人展现了自己最好的一面。
即使如此,“后普京时代”依然是模糊而前途未卜的,这一切都取决于普京本人。他丝毫没有改变政治精英层、没有指定接班人、也没有意愿明确指出未来俄罗斯到底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政治结构。他仿佛被某种心理障碍切断了与未来的联系。他像一个英雄一般地战斗在当下,为俄罗斯未来的地缘政治博弈创造条件,但是他似乎忘记了俄罗斯社会……他的态度很奇怪……没有任何改进现有体制的迹象,俄罗斯人所期盼的改革也没有一丝希望。
也许普京已经完全失去了梦想——至少那个“俄罗斯梦”正在离他而去……普京是个伟人,但往往伟人的缺陷也是巨大的,因为我们习惯于用很高的标准来评判伟人,如果标准太高结果可能就是不公平甚至可怕的……至少2019年以来到现在,关于“后普京时代”和“俄罗斯梦”,目前为止还没有好消息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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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沙发  发表于: 01-17
2019年10月23日-24日,首届俄罗斯-非洲峰会在索契举行,由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现任非盟轮值主席的埃及总统塞西共同担任本次峰会的联合主席。

俄总统普京在峰会闭幕时称,峰会为俄非关系翻开了新一页,多家国际媒体也就此发文认为此次峰会将会成为俄罗斯对非洲政策的转折点。双方在会议期间签署价值约125亿美元的协议,近日俄罗斯又在非洲追加了100亿美元的经济建设投资。

如今,越来越多的大国将目光投向非洲,俄罗斯的“入场”意味着什么,是否如西方媒体所说是普京的“野心”?俄罗斯和非洲曾经的殖民者国家是否会产生冲突?非洲要在21世纪取得腾飞,当务之急是什么?

观察者网专访了俄罗斯政治学者、哲学家、被誉为“普京智囊”的亚历山大·杜金教授。杜金教授从世界多极化趋势与非洲“深度去殖民化”的角度畅谈了俄罗斯的“雄心”和非洲的未来之路。

观察者网:这次俄罗斯-非洲峰会的背景是什么?有人说,21世纪将会是“非洲的世纪”,您认为,非洲的经济发展和国家建设目前面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杜金:首先,我们有必要定义这个世界秩序在全球范围内普遍发生巨大转变的时代,这种转变也会很大程度上影响非洲人民。

我们正在见证单极世界时代的终结和多极化(多中心)世界秩序的到来。这一进程的参与者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而将是围绕着广阔的地理空间组织起来的“文明”。每一个这样的“极点”都会吸引许多国家,只有通过这种方式,通过文明的融合,多中心的世界秩序才能够真正形成。

到目前为止,涌现出的这些文明的“极点”如下:1. 西方国家(未来可能形成两个独立的中心——美国和欧盟)正在逐渐形成一个越来越清晰的集团。2. 在其战略潜能、自然资源、领土疆域和政治传统基础上强化了主权的俄罗斯,正在成为欧亚大陆区域国家和人民的一个具有吸引力的中心。3. 中国,世界上最成功的经济体,正在跨越相邻领土疆界散播其影响力(主要是在“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之下)。

在这三个(或者说三个半)“极点”的带动下,多级世界已经实质上形成了。此外,印度、伊斯兰世界、南美洲和非洲也在围绕各自的文明形成潜在的“极点”。

在多极化的世界中,非洲若不团结一致,形成独立的一极,就会被整合进另一个政治势力的轨道之中,在另一个框架中继续作为“殖民地”存在下去。

在新兴的多极化进程背景之下,非洲必须走向广泛的联合——这才是非洲未来真正的载体。为了实现这种联合,建立和维护非洲文明的主要维度,形成一个非洲/泛非洲的主张就显得很有必要。

从非洲整体的角度,促进非洲经济结构、金融机构和交通网络走向统一的实体项目已经形成。其中最重要的项目是两条跨非洲铁路线的建设——连接南非到埃及,和连接索马里与西非——这两条铁路线的修筑创造了一个广泛连接的“交通十字”。要求建立统一货币和一个泛非洲的劳动力分配模式的主张已经被反复提出。类似这样的努力可以被视作是另一个类似于北美自贸区、欧盟和中国“一带一路”战略或者欧亚一体化设想的联合体模式。某种程度上讲,伊斯兰合作组织和东盟也可以算是可以借鉴的形式。

理论上说,这些项目在一个单极化的世界中也可以存在和操作,如果是这样,我们讨论的就是那些由西方建立的区域规则、条例、标准和方法如何被其他国家接纳。但是多极世界中面临一个不同的问题:我们需要尊重每一个独立的文明并且在他们各自历史、传统和身份认同的基础上确立他们的原创准则。

这些准则无需继承甚至考虑西方的标准——意识形态、文化、道德、政治、经济……换句话说,多极主义可以允许在西方标准的一旁,存在大量的非西方思想、社会体系和政治体系。

多极世界的原则植根于这些不同文明各自独特的文化和历史路径。因此,“非洲主张”应该在这样的背景下处于核心地位,否则,任何形式的融合将会成为三心二意和自相矛盾的。

对于今天的非洲来说,它的机遇和挑战一样突出。

一方面,非洲是世界上最贫困的地区,缺乏最基本的生存资料:糟糕的条件造成了日渐高涨的移民潮,目的地是欧洲和世界其他富庶的地区。

另一方面,非洲拥有难以估量的自然财富和人力资源,它还有尚未被发现的社会与文化机遇。当源自于欧洲殖民的贫困在政治意义上或多或少地被消除(绝大多数非洲国家都已经实现了独立),非洲在认识水平、文化、社会和教育等方面依然面临巨大的挑战。

但是,阻碍非洲发展的最大问题在于非洲依然在用西方的眼睛看待自己——这是来自殖民者的凝视,这使得非洲大陆的所有问题都变得更加尖锐。非洲一直无法真正获得自主,也许正是因为它不知道应该去追寻什么,更不必谈能够得偿所愿了。

因此,非洲的“深度去殖民化”迫在眉睫。

观察者网:您能否具体谈一谈“深度去殖民化”这个概念?

杜金:20世纪,非洲各国虽然在政治上都获得了独立,但是新生的非洲各国政权并没有获得完全的自由:大多数国家在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和科技资源上依然对他们的前殖民国家保持深度的依赖。非洲人民在某些方面依然在通过西方的视角审视自己——无论是试图模仿西方还是直接前往西方(后者造成了如今不断增长的移民潮)。

有一些人也试图反其道而行之,但首先他们所遵循的准则就是由西方所制定的,这些准则的制定期初就是为了将殖民者的意识框架应用于非洲的政治体制。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一些非洲国家的政治改革始终还是在复制西欧的政治概念,诸如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国家主义。

所有现代非洲国家的政治谱系都可以向上追溯到西欧:只有这样下一步才可以顺理成章地过渡到这些国家的独立。因此,为了摆脱这种基于西欧的架构,非洲国家急需要一种独立于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国家主义的政治思想:这就意味着一场政治思想的深度去殖民化的必要性。

这也同样适用于社会的其它领域——经济、文化、教育等等。非洲必须建立(或者说回到)他们自己的身份认同,为了未来的道路,一个真正由自己创造的真正的非洲道路而打下基础。

在一个多极化的世界,整合后的非洲将会有能力与其他各极根据自己的需求建立关系。而这种交往的决定性原则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是一种自由的意志,应该是在权衡利弊的独立评估以及在每一个具体的案例中根据跨文化交互的价值而做出的决定。

在某种意义上,未来的非洲大陆无需天生具有某种属性——亲西方或是反西方、亲中国或是反中国、亲俄罗斯或是反俄罗斯、亲伊斯兰或是反伊斯兰等等。但是,很明显非洲人民无法彻底逃离殖民主义给他们带来的创伤,他们与西方的关系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会很痛苦。从后殖民惯性中解放出来是重中之重,深度去殖民的努力越大,非洲离西方也就越远。结果,即使全新的意识形态、文化、文明和经济的水平会不断进步,非洲去殖民化的努力依然会保留很长时间。

观察者网:在这个过程中,您认为俄罗斯将会在非洲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很多西方媒体对于这次俄罗斯的“重返非洲”采取了比较负面的报道,BBC把这场峰会形容成“俄罗斯重新进入非洲,试图复兴前苏联时代的影响力并且将会与中国展开利益的竞争”,而华盛顿邮报用了美国影响力在非洲不断下降之际“侵略性地寻求交易和安全关系”这样的表述,您对此作何评价?

杜金:这是旧殖民势力看到自己长达几个世纪的统治走向终结时的正常反应。当非洲把俄罗斯当做助力和启发,而不是西方的帝国主义者时,他们妒火中烧——实际上,无论是在殖民时代还是本质上仍然是殖民属性的后殖民时代,他们的信用在非洲已经破产。中俄两国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把非洲当做自己的“殖民地”。

中国为当前的非洲带来了可供借鉴的经济模式,与此同时,中国实际上不寻求公然对非洲施加意识形态的影响力,这使得非洲国家可在互利共赢的基础上和北京建立理性而务实的关系。

俄罗斯从来都不是一个殖民势力,苏联时期的政策是支持社会主义反对殖民制度,这种支持或多或少是基于一种无私的、意识形态驱使的支援(团结)。这种立场反映出的不仅是苏联作为国际共产主义领导者的视角,而且是出于一种支持弱小民族和被压迫者的道德自觉,这些是俄罗斯整体社会的一个特征。

当代俄罗斯,虽然倾向于从政治现实主义出发采取行动,但依然保持了俄罗斯民族的这个特征。这一要素显示出俄罗斯目前在非洲的角色是多极化的一种表现形式:目的在于帮助非洲成为独立的一极,和一个原生的文明。现代俄罗斯没有被传统西方意识形态所左右——既非自由主义、也非社会主义和国家主义。

如今的俄罗斯已经去意识形态了,反之今天的西方正在努力地将自由主义当做普世价值推广。俄罗斯支持一个超越单一意识形态的多元的世界秩序,在这个秩序中每个民族都有权选择自己的文化、主张和未来。西方坚持把自由主义的普遍性当作实现霸权的新的工具,因此他们指责俄罗斯,因为俄罗斯坚决反对他们以全球主义为表现形式的新帝国主义。

事实上,俄罗斯来到非洲并非代表着一种意识形态,而是作为非洲的伙伴和朋友,我们的帮助是不设前提的。这使得西方疯狂,因为中俄的这种无条件帮助削弱了西方资本的新霸权主义策略。我们应该用实际行动和真诚合作的成果来反驳他们西方的指控。

我认为中俄可以用一种非常积极的方式展开合作。中国在金融、投资和基础建设领域有非常强的实力。而这些领域恰恰是俄罗斯比较薄弱的方面。但是俄罗斯在武器、安保体系和能源、一些技术领域实力非常强,因此在以上的这些领域中俄可以开展合作但也不会成为竞争对手。

观察者网:在本次峰会的宣言中,安全议题诸如打击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强化社交媒体的规范、加强对非政府组织(NGO)的管理和防止地区军备竞赛等被强调。您认为俄罗斯在长期的反恐斗争中有哪些经验值得借鉴和推广?

杜金:与恐怖主义的斗争(一般来说这些恐怖组织都直接或间接由美国或是欧盟支持)是俄罗斯的强项。在叙利亚、在消灭极端组织ISIS的战斗中,都可以很明显地看到这一点。

俄罗斯打击恐怖主义的战斗一贯是实在、透明、不含糊。我们在与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斗争中总结出的经验显示,当我们切断了他们经济和组织援助,它们的威胁就大大减弱了。因此,一旦我们减弱美国与欧洲在非洲的存在,将会从积极的方面削弱非洲活跃的那些恐怖组织。对那些西方代理人也是一样的道理——诸如沙特阿拉伯和其他支持恐怖主义的穆斯林国家。

但是,我们也需要修订一下恐怖主义的理论基础。煽动恐怖主义意识形态的并非极端伊斯兰一家,还有某些极端形式的自由主义,也应被视为暴力极端主义的簇拥者。自由主义和极端自由主义NGO(它们中的大多数有类似乔治·索罗斯这样的幕后金主)在颜色革命中扮演的角色已经是众所周知、不言自明了,而这些所谓的革命给人们带来的是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

因此,我们应该好好研究和论证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中的那些暴力极端主义倾向,才能向人们揭示出某些形式的自由主义在全世界犯下的罪行。

观察者网:一些媒体把这次盛大的峰会和之后一系列的有关俄非合作形容成“普金的野心”,您如何看待这种形容?此外,您如何看待非洲的未来,在当前的世界局势和秩序之下要实现非洲的发展目标,应该如何做?

杜金:在世界多极化兴起的背景下,泛非洲整合的进程需要走一条超越现代西方经典意识形态的道路。

很明显,为了达到这个目标,自由主义不适用。自由主义建立在个体自主的广泛准则之上,这种准则在全球主义时代和“人权”至上的意识形态中已经成为了衡量一切的标准。自由主义把现代西方社会当做唯一可行的社会模式,并且把这种价值观强加在所有人类之上。自由主义不承认任何个人主义之外的价值取向,并且相信唯一可行的文明只有现代西方一家,它们把一切其他文明都定义为“后进”的或者是“误入歧途”的文明。自由主义拒绝任何与他们不同的文明自我认同,其中也包括非洲。因此自由主义只会摧毁“非洲主张”:它既无法“破”,更无法“立”。

在二十世纪,社会主义被认为是最适合成为非洲联盟基础的意识形态。结合了来自苏联的军事力量和地缘政治影响力,以及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经济实力,社会主义成为了西方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之外的另一个选项。然而,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对于大多数非洲社会来说并不相容——当时的非洲既无工业化基础也没有工业无产阶级。即使是今天,非洲的社会主义也不具备内在和外来的先决条件。社会主义的中国不对外输出意识形态,而且中国自身也在逐渐回归儒家文化的传统。如此一来,社会主义必然不会被非洲接纳成为未来的答案。

至于国家主义,它无法在逻辑上成为联盟的基础,因为国家主义理论本身就是建立在一种排外的思想之上的——它人为夸大地把国家和民族加以区分和排斥。可以说,国家主义是区域融合的反面。

论证这三种主要的西方意识形态不适合作为非洲联盟的基础并非是批判性的保守主义,而是一种建设性的倡议,希望非洲能够超越欧洲政治思想的框架而迎来一个新的时代。要实现这个目标,不仅要回望过去,寻找失落的社会传统,更要面向未来,超越现代性的边界追寻一种不受束缚的创造性梦想——“非洲梦”。这是非洲必须努力达成的目标,只有这样,它才能获得幸福、繁荣和新生。俄罗斯希望的,是成为这个大陆最紧密和最可靠的同盟。

至于普京个人,我认为普京所关心的主要是世界多极化问题。非洲是重要的一极,你可以说这是“野心”,但这是褒义的。俄罗斯的“野心”是打破西方的单极世界、自由主义霸权和帮助非洲完成最后一轮的深度去殖民化。普京的梦想是实现“俄罗斯梦”——看到一个繁荣的俄罗斯屹立在和平、自由和公正的世界里。

我认为,非洲是未来多极世界中非常重要的一极,即使那个雄心壮志的“俄罗斯梦”最终失败了,能够看到最终全人类从长久以来的西方统治中得到解放,那亦是当之无愧的成功!
级别: 新手上路
只看该作者 板凳  发表于: 01-17
2019年6月5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莫斯科,开始对俄罗斯为期三天的国事访问。在世界政治风云变幻的关键时期,此次中俄两国领导人的会面引起全球关注。对此,观察者网专访了俄罗斯哲学家和政治理论家,被称为“普京智囊”的亚历山大·杜金。

杜金不仅是俄罗斯颇具影响力的政治学者,对于中国发展、中东地缘政治也有着深入研究,并致力于倡导世界的多极化,反对单边主义。在采访中,杜金从“全球化”与“全球主义”的区别入手,深入阐释了世界正在发生的变化,介绍了俄罗斯在普京领导下取得的成就以及不足,并对中美冲突背景下的此次中俄领导人会晤进行了热情的展望。

【采访、翻译/观察者网 戴苏越】

观察者网:您在自己的著作中曾经驳斥“历史终结”论,并详细阐述了多极化必然取代单极化成为世界的主流。有趣的是,二、三十年前,美国利用全球化和自由市场推行单极化,但是如今他们在没有放弃单极化目标的同时却站到了全球化和自由市场的对立面,是什么导致了这种现象?您认为在当今世界,全球化是否有可能反过来成为打破西方世界垄断的途径?

杜金:回答这个问题,首先我们需要仔细辨析两个术语——“全球化”和“全球主义”。

正如许多中国学者所指出的,“全球化”作为一个经济和技术进程正在世界范围内发生,另一方面“全球主义”被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作为全球化的必要补充而推广到全球。我们可以或多或少将全球化看作一个客观的进程,然而全球主义却是一个折射出西方霸权主义野心的高度主观的意识形态。

那些文化种族主义者或是生物学意义上的种族主义者确信,(后)现代西方代表了广义的社会,世界上所有的文化、民族都应该无条件地接受“被代表”的命运。因此,“全球主义”本质上就是“单极化”,因为它暗含了对(后)现代西方文明公认的价值和其主要信条的认同——自由市场、自由民主、极端的个人主义、性别政治等等。

全球主义在本质和结构上是霸权的,它是帝国主义的一种新的表现形式:在全球主义的语境中,西方不再通过野蛮的暴力攫取世界的控制权,而是通过推行统一标准的协议、代理机构、价值观和教条来实现这一目的。

全球化首先是由全球主义的精英作为推行全球主义的工具而倡导的,他们计划未来所有的社会都接受普遍的西方协定,这将如他们所愿有利于西方的利益并促进他们对于世界全方位的统治。

然而,现实中却出现了S·亨廷顿所说的“去西方化的现代化”。一些具有高度文化和宗教(政治)认同的非西方社会的精英接受并消化了全球化的一些方面(如市场战略,技术发展等等),但却排斥了全球主义的意识形态。这就是“全球化”与“全球主义”两个定义走向分裂的开端,全球化至此一分为二:全球主义者的全球化(本质上是西方中心的单极和霸权)和非全球主义的全球化(准确地说是非西方化的现代化进程)。

因此,第二个版本的全球化是建立在全球化概念分裂之前一些共性的前提含义之上的,这些含义可以是多极化、区域性和有限度的 。中国显然选择了第二种,并将之称为“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如张维为所说)或是“天下体系”(赵汀阳)。这是一种去全球主义的全球化,因为它并不接受只代表西方现代价值体系的“世界政府”。

中国的发展是如此特殊和辉煌,这也就使得“全球主义”与“全球化”的分裂显而易见且不可逆转。其中最关键的时刻是中国政府坚持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的领导确保了中国的主权领土完整,使中国成为了多极化世界体系中重要的一极,巧妙地在全球化进程中为国家和人民谋福利。

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某种程度上也做出了相同的选择,同时在多极化的视角上增加了新的维度——自然资源战略。

中国在经济上、俄罗斯在战略上已经改变了整个国际体系,将全球化转变为两个对立的潮流——多极化和单极化(霸权主义,全球主义),这迫使西方走向了他们曾经主张的反面。所以,全球主义转变为一种特殊的形式:当部分原则削弱了西方霸权时,他们就自己否认这些原则。在特朗普对中国发起的贸易战中,这种现象尤为明显——贸易保护主义,假意宣称保护美国市场而攻击中国、封杀华为等等自相矛盾的行为。这些行动伴随着世界范围内打着全球化的旗号维护西方利益,如此双重标准昭然若揭。

综上所述,如今“全球化”明显具有两种内涵:一种“全球化”在全世界范围内对抗另一种“全球化”:代表着多极化的一边站着俄罗斯、中国、伊朗、土耳其和伊斯兰世界的许多其他国家、拉丁美洲和非洲;站在单极化一边的是美国、西欧和所有依然追随美国领导的国家。印度则是处在一个比较中庸的位置——试图和两个全球化阵营都保持一定距离。我想,这样的描述可以让这个问题变得清晰而容易理解。

观察者网:有人说特朗普是一个“非典型”的美国总统——为了美国利益最大化不惜无视盟友的利益。您认为美国与这些国家的传统同盟关系是否会因此被削弱?您如何评价特朗普的这种执政风格?

杜金:特朗普是一个美国民族主义者和国际关系上的现实主义者。他的口号是“美国优先”,“让美国再次强大”,他的竞选和当选从一开始都围绕着这个计划。他最大限度地利用美国的政治来完成这些口号。

对于特朗普来说,大西洋主义、北约、跨太平洋战略伙伴协议(TPP)和其他全球主义项目都是第二位的。他确信,只有美国再次强大,那些被认为是美国盟友的国家才会继续追随美国。所以他并不在乎什么盟友。他的处世哲学是,拥有最强意志的人就会拥有所有想要的盟友。因此他专注于美国内部事务,他觉得只有搞好内政才是真正的成功。

至于其他国家,特朗普秉持他的重商主义意识形态:所有有利于国内经济变强的都应该得到国家的支持(包括税收政策),反之则必须被反对和削弱。他所有的政策都由此而来,而特朗普根本不在意是否遵循了自由主义的教条——这就是一种典型的重商主义和实用主义。

但是,特朗普在贯彻自己的民族主义政治时也不是为所欲为的。美国内部有着强大的幕后势力,他们与全球霸权紧密相连,而特朗普的政策在客观上某种程度地削弱和威胁到了美国的霸权。因此,幕后势力的说客会不断给特朗普施加压力,使他介入到国际争端当中——与朝鲜、中东、中亚、俄罗斯以及中国。

这种压力可以解释为“特朗普政治学”强化了世界的多极化,把美国的角色从原来人们印象中的“世界政府”转化为区域性超级大国——只要领先对手就可以。因此,特朗普被迫限制自己的计划,并且和美国的幕后集团达成某种妥协。

这样一种徘徊和犹豫使得他的外交政策反复无常:时而民族主义、时而采取不干涉主义(他在竞选期间这样强调)、时而扬言发动战争、时而宣称要对那些敢于公然挑战美国霸权的国家予以制裁。

观察者网:我们的读者非常想知道一些关于俄罗斯的信息,俄罗斯近年来如何发展经济、推动区域合作以及处理来自美国的压力?

杜金:我认为,普京值得载入史册的伟大成就是他拯救了俄罗斯联邦,使其避免了前苏联的命运。

普京执政之初,俄罗斯处在衰败之中,外部势力几乎建立了统治,俄罗斯处于消亡的边缘。普京停止了这一切,挽狂澜于既倒,开始重新确立俄罗斯作为一个独立自主国家的存在。在这场战略复兴中,首当其冲的就是打击危害俄罗斯领土完整的分裂主义——其中就有基于伊斯兰主义瓦哈比派的车臣。

至此,普京开始整合欧亚大陆的经济、不再对西方政治亦步亦趋而是努力强化俄罗斯,使之成为多极世界体系中的一极。

普京的主要成就在于战略领域和外交政策:他将俄罗斯从苏联解体的震荡中恢复过来,重塑了俄罗斯社会的自信和尊严。在他的努力下,全球化向着多极化的进程迈进,俄罗斯的政治和军事力量成为世界多极化秩序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势力之一。

但是,在经济和社会领域,普京的成就就没有那么显著了。被摧毁于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工业并没有实现复兴,在高新技术产业的成就也不甚明显——俄罗斯政府的经济部门掌握在一批自由派手中。俄罗斯社会目前的公平程度也很低。

因此,可以说平均下来看,普京的统治不能说是完全成功的:他的成就集中在外交政策方面,他对于拯救俄罗斯贡献是巨大的,但是他的国内政策至今仍不明确。不过,如果和普京之前的两位堪称“毁灭者”的俄罗斯前领导人相比,普京确实算得上是俄罗斯的“救星”。

中国惊人的发展成就是长期有计划战略发展的成果。这一战略发展规划始于邓小平,在伟大的领导人习近平任内臻于完善。中国的崛起源于聪明而睿智的中国共产党吸取了苏联的教训,没有放弃对国家的掌控——这保证了在改革的危急时刻和社会转型期中国仍维持了秩序、社会公平、和谐和人民的团结。因此,如今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很快将成为世界第一),有繁荣的社会、强大稳定的社会结构、不断增长的社会福利和战略力量。

俄罗斯的成就大部分算是普京的个人成就,而中国的成就是全体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取得的成就。这种成就不仅是纯粹意识形态结构上的,而是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体现了中国人对于民族身份的坚守,体现了美丽而悠久的中华文明赖以生存的伟大精神——中庸、团结和道德。

中国正在努力创造自己的模式——一种建立在互利共赢和社会公平正义基础上的非竞争的“资本主义”。俄罗斯目前还没有类似的模式,这也是为什么在我所见的范围内俄罗斯的成就不如中国来得稳定。

尽管如此,近来两国充分认识和理解到彼此在当前世界体系中的重要性。中国和俄罗斯是推进“多中心的多极化世界”和“非全球主义的全球化”的领导力量。“欧亚大陆”这一定义很大程度上就是建立在中俄两国推动多极化的同盟关系基础之上的——让其他国家和人民可以在经济发展、共同繁荣的区间内自由发展他们的社会。

我们需要将其他欧亚大陆中的国家考虑进来——首当其冲的是印度,还有一些作为欧亚大陆多极化力量的伊斯兰国家。如果中俄联盟牢固地确立起来,世界多极化将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事实。

过去几年,中国的国家战略“一带一路”将俄罗斯囊括进来,这就充分体现了其在欧亚大陆的意义。中俄两国领导人关系日益密切,因此我认为“莫斯科-北京”轴线的建立将成为欧亚大陆多极化进程的关键。未来,我们还将开启平衡世界秩序的新纪元——全球意义上的,但不是“全球主义”的。

观察者网:您如何评价中、俄、美三国之间的关系?您是否认为目前中美之间关于贸易和技术的摩擦会改变三国关系的现状?“新冷战”这个词今年以来被反复提及,用来形容中美关系,您认为“新冷战”是否可以避免?

杜金:我认为,中美之间爆发“贸易战”主要有两个原因:正如我之前所说,全球主义者们注意到,几十年前他们在世界范围内鼓吹的全球自由贸易可以反过来为他们的竞争者所用——以中国为首。如果那些“去西方现代化”的伊斯兰精英和某种情况下的俄罗斯精英们学习中国的伟大经验来制造“麻烦”,那将会是对他们统治范例的全球性威胁。

因此,他们对抗中国的原因正是冷战时期对抗苏联的原因——然而冷战时期的对抗主要是基于地区、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层面的。所以,全球主义者无法忍受一些人用他们自己的武器反对他们自己(著名的熊猫战略)。不仅是直接对抗,甚至是强化中国使之成为区域强权都是全球主义者所无法容忍的挑战。于是冷战爆发了。

特朗普和他的民族主义不是这次贸易战爆发的决定性因素,我认为,如果没有特朗普,这场争端依然会爆发。特朗普这个因素促成了这一战略,某种程度上是他与美国的幕后权力集团达成了共识。

我们的敌人会想方设法来破坏同盟,离间中俄两国的关系,但是我相信中俄两国领导人的智慧和两国人民的善意。让我们一同携手构建新的世界秩序,在这个秩序之下,普天之下的每一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归属。

观察者网:您对中俄两国领导人即将到来的会面有哪些期待?您认为在当前这个时刻,中俄两国最大的共识是什么?

杜金:中俄两国领导人的关系如今已是渐入佳境。这不仅是外交层面上两人的友谊,更是因为两国越来越意识到我们拥有共同的挑战、共同的威胁和共同的目标。

中国和俄罗斯越强,来自西方的压力就越大。因此,中俄两国最大的共识来自全球地缘政治。与地缘政治相比,其他所有的事务——经济、能源、贸易、基础设施合作项目、科学技术开发等等都要退居次席。

习近平和普京的会面本身并非决定性的——老友相聚,情怀依旧。他们未来要做的和曾经做过的不会有很大区别。

然而时过境迁,此次会面两国所处的客观历史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这次的两国元首会晤,正处于两国共同面临战略抉择和并肩战斗的关键时刻。刚才你提到了“新冷战”,两国要尽一切可能阻止战争、避免战争,如果没有必胜的把握,绝不要让“冷战”滑向“热战”。

因此,此次两国元首的会面有着非同寻常的重要意义,我希望,在此次习主席访俄之后,中俄的同盟和战略伙伴关系可以获得新的推动力。

时不我待,在上一个时代两国在各自的道路上都失去了很多,现在我们应该加速“莫斯科-北京”轴线的确立。这不仅仅是出于正当防卫的需要,更是为了我们共同的繁荣与自由。

普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的会面,将会成为多极化世界两个公认的领袖人物向彼此展示如何守护和增强各自的力量、主权、独立和自由的重要时刻。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目前的中美贸易战并非偶然,也不会轻易结束。当前,全球化进程中存在一种冲突:中国坚持自己的模式(多极化、中华文明的独立自主),而全球主义者仍然坚持西方必须享有对于世界的全部控制,并且必须在世界范围内推行(后)现代西方自由主义的价值观。

因此,在这场“战争”中只有一条路,那就是赢——我看不到任何可以避免的方法。

要实现这个目标必须集合所有反对全球主义的力量。世界多极化这一选项支撑着所有试图保卫自己的文明、维护自己与西方保持差异、享有有选择价值观权利的国家和人民。要赢得这场战争就必须把这些分散的力量团结起来!

俄罗斯必须在这场战争中支援中国(战略上和自然资源上),俄罗斯必须明白,这不仅仅是中国的战争,而是一场痛苦挣扎中的单边主义向即将到来且不断强大的多边主义发起的攻击。

同样,中国也应该在经济上帮助俄罗斯顶住来自西方的制裁和其他压力。同时,我们两国需要帮助伊朗、伊拉克、叙利亚,以及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巩固他们的政权。因此,这场战争只有在多边主义同盟的背景下才有可能迎来胜利。
级别: 新手上路
只看该作者 地板  发表于: 01-17
观察者网:首先,能否请您点评一下刚刚过去的G20峰会,中、俄、美三国领导人各自在峰会上的表现。此外,您是否认为在当今的世界格局下,G20依然在全球治理上扮演着重要作用?

杜金:我不认为如今有什么“全球治理”存在。我们正在经历一场大变局,单极世界正在被多极世界所取代。一些现有的国际组织如G7、G20或是联合国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了这种变化。因此,我认为我们不应将G20当成是一个既定的全球治理准则。我们首先要做的,是为多极化世界制定新的准则和规范,在这些参数被确立之前,要谈全球治理还为时尚早。现在是时候来谈谈西方霸权主义所面临的心理危机,这一点也被如实反映在刚结束的G20峰会上。

你所说的三个国家,习近平代表的中国,特朗普代表的美国和普京代表的俄罗斯,正是多极化世界的三极。这就是多极化的一个证明:中美之间的贸易战反映出全球主义者一厢情愿地推动中国成为自由主义全球化进程中一环的愿望已经破产,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就转向民族主义的立场捍卫贸易利益、经济利益,使用一种实用主义手段对待中国。当西方对于除他们之外的全世界不愿再承担责任,贸易战的发生也就不令人意外了。

普京总统和特朗普总统在G20上的关系是紧张大于积极,尽管两国有诸多区域对抗,两国领导人在G20峰会上依然进行了务实的对话,涉及两国的国家利益和交换对彼此的意见。

你提到的三位领导人是G20上的“主角”,同时他们也是三个文明国家、多极世界全球化中三个“极点”的代表。(全球化和全球主义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我在上一次接受观察者网采访时有详细的解释)作为一个独立的文明和日益强大的国家,中国希望保卫和促进自己的利益;俄罗斯希望确保自己的独立与主权;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也必须尝试找到自己新的位置——世界的领导,但不是唯一的,也不是支配性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并不是说只有G20达成了共识才重要,分歧同样重要,因为在我眼中无论是中美的贸易战还是俄美的地区性冲突,都可以算得上是积极面,因为这些问题为我们定义了对手,定义了极限,定义了边界,也定义了多极化进程中的区域和尺度。我乐意验证这个看法,不仅是共识、和平联盟,更是分歧和冲突带给今天的世界更大的价值和重要性,这是我们不应该低估的地方。不是说只要是冲突就意味着邪恶,只要达成了协议就一定是好事,因为我们首先需要跳出鼓吹单极世界的全球主义者为我们界定的范式,而目前我们所见的这些分歧和冲突都将成为这一进程中的标志性事件。

我很清楚一些批评者对于普京总统关于自由主义言论进行的批评。普京说自由主义已经过时了,我们需要跳出自由主义的教条,欢迎来到“后自由主义”的世界!我们知道,中国不会被视作完全的自由主义民主国家,俄罗斯也不是,有趣的是,特朗普也批判自由主义——他的主要敌人们很多都是美国的激进自由派。因此,我认为,当今世界已经转移到了后自由主义的语境之中。

目前,至少有四个主权国家是这个后自由主义时代的重要力量:中国、印度、俄罗斯和美国。他们都不仅仅是主权国家、民族国家、更是文明性质的国家。在世界多极化的进程中,我们常常不确定身在何处时,G20会议就像一面镜子,多亏了G20告诉我们已经走了多远。至于何时能够最终达成,很难准确判断,但是毋庸置疑的是,这一进程已经不可逆转。新的秩序正在逐步确立,我们现在还不能说它有没有达成,但我们距离它已经很近了。这些都无一例外通过本届G20反映了出来。

观察者网:您刚才提到了普京总统最近面对西方媒体,对自由主义进行的批评。您在今天的主题演讲中也提到了,要建立多极化的哲学,来取代目前西方中心的自由主义话语体系。这个“哲学”我们应该如何来理解?

杜金:首先,我认为在整个20世纪,三种政治意识形态进行了你死我活的斗争:自由主义、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截止世纪末,自由主义战胜了后两者。在20世纪中叶,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联合在一起战胜了特定党派的法西斯主义。在苏联解体之后,在中国出现了所谓的“民主改革”——这是自由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宣告自己的胜利。正如查尔斯·克劳萨默所定义的:“这是属于单极世界的时刻”,也被弗朗西斯·福山称为“历史的终结”。在那时,自由主义成为了唯我独尊的意识形态,但同时,这种状态对于自由主义也是危险而致命的。

因为当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为敌时,它可以展示自己“自由”的一面,这是一种积极的比较,但当自由主义成为孤家寡人,它反倒向世界揭示出自己不过是集权主义话语的另外一种表现形式罢了。这种“集权”资本主义是一种不公平的意识形态,因为它向全人类强加自己的价值观、议程、规则等等。最终,自由主义也走向了终结。自由主义的失败是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因为其将“个体”概念等同于“与集体认同毫无关联的人类”,这是完全错误的。如今,这一点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了,因此我们需要跳出这样的自由主义范式。

然而,要走出自由主义范式并非易事,因为上世纪的另外两种意识形态已经属于过去。因此,我们需要新的政治理论,这就是我所提到的“第四种政治理论”,这种理论现在还没有明确的名字。这种理论呼吁我们超越自由主义,但同样不要走过去的老路。只有当新秩序建立,我们摆脱后殖民主义时代的西方霸权话语,在“第四种政治理论”的语境下,目前很多棘手的问题才可以得到解决。总而言之,我们需要排除万难一切向前看。正如我刚才所说,本次G20为我们呈现了这个趋势,普京总统的倡议中,这一点体现得也相当明显。

尽管如此,我认为目前我们还无法立刻为世界上的种种问题找到解决的方案,这是不现实。现行的规则已经不听使唤,如果我们没有为世界定义新的规则,而空谈什么“治理”、“方案”“联盟”、“互信”和“共识”,都没有什么意义。

先前的规则是建立在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之上——市场经济、自由民主、个人主义文化、人权透明——这些构成了单极主义西方霸权的基础。我并不是说,我们要非此即彼地全部拒绝这些东西,但是我们需要努力验证哪些是我们可以借鉴、哪些我们需要剔除、哪些我们可以和平共存,这就是我提到的“新哲学”。我认为,在新的世界秩序中,深度的文明认同将会扮演重要的角色,舞台上会有新的角色。我们需要深度思考:什么是文明?什么是更大的空间?如何组织这些新角色直接的关系?我想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事业。

观察者网:我们知道,您同时也是研究中东问题的权威专家学者。一说到“伊斯兰世界”,中国的读者往往联想到战争、冲突、宗教甚至恐怖主义。您认为,这种印象是如何形成的?从多极化的视角我们应该如何理解伊斯兰国家在未来世界格局中扮演的角色?

杜金:首先,我认为伊斯兰的现代形象是被扭曲和丑化的,从全球维度上看,这种形象是不正确的。虽然伊斯兰世界处于分裂之中,但伊斯兰是一个历史悠久、深刻而丰富的文明,拥有众多不同的分支。它是一种独特的文明,需要被恰当地表现。某些穆斯林团体对于全球主义激烈的攻击正是他们拒绝接受这种形象的一个表现。与此同时,西方世界也在操纵极端伊斯兰——这些人所信奉的恰恰不是伊斯兰的传统——西方世界曾经利用极端伊斯兰在阿拉伯世界和内亚世界对抗苏联的势力。现在,是时候修正这样的伊斯兰属性了。

我认为,在多极化的世界里,伊斯兰世界的穆斯林需要有他们自己的位置——这个10亿人口的群体要有自己的身份认同和传统,并且成为多极化世界中的一极。比如,我认为应当将歪曲伊斯兰的极端派剔除出去,重新发现以苏菲传统为代表的伊斯兰的精神维度。伊斯兰拥有伟大的文化、哲学、精神与艺术,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和修正伊斯兰的自我定位,而不是用一种错误的方式妖魔化他们。全球主义者利用极端伊斯兰制造混乱:他们在中国的新疆制造混乱、在俄罗斯北高加索制造混乱、挑起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冲突并且尽一切可能削弱伊斯兰国家。

但是,现在西方世界这种挑衅战略已经昭然,而伊斯兰世界的自我认同也越来越高。因此,我认为真正的伊斯兰可以走出萨拉菲派、瓦哈比派、原教旨主义者那种错误的、扭曲的版本。其实,我们今天所说的“原教旨主义伊斯兰”并非真正的原教旨主义,遵循的也不是什么伊斯兰的传统,相反他们是在改革原有的伊斯兰。一些地区,如沙特阿拉伯他们拒绝所有伊斯兰的传统学派,这是一种伊斯兰的“新教主义”,或者说是特殊的精神运动和政治运动,拒绝释经、拒绝灵魂准则、拒绝垂直关系,这不是传统的伊斯兰。因此,说所有的穆斯林都是一样的,没有区别,这是对穆斯林的漫画化和丑化,穆斯林有许多流派、伊斯兰也有众多版本,要解决问题我们首先有责任去了解真相。

西方媒体“有毒”,它们把自由主义的全球主义“病毒”带向全世界,这种“病毒”既攻击特朗普、攻击民粹运动、也攻击普京、攻击习近平、攻击莫迪。西方的全球主义者在政治和经济霸权上已经日薄西山,但在大众传媒领域依然是一家独大,西方媒体可以说是他们最后的堡垒。因此,我们需要将媒体从这种病毒中解放出来。一些俄罗斯媒体,比如今日俄罗斯电视台(RT),比如中国的观察者网和一些其他媒体在对抗这些“有毒媒体”上做了非常有益的工作。而中国今天要做的,某种意义上不是把一种“普世真相”强加给别人,因为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真相,而是告诉人们中国如何看待自己,如何看待世界。今天的伊斯兰世界也面临这样的挑战——如何在大众传媒上表达自己对于文明国家和伊斯兰所扮演的角色的理解。

说到传媒,我自己也曾参与经营管理电视台,我对于中国的文化和文明非常地崇拜和喜爱。我想无论是中国的历史文化还是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都有许多值得俄罗斯学习和复制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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